疫情如何改变了经济

虽然疫情已经是过去式，但或多或少总会影响经济发展的轨迹。

回顾历史，公共债务危机的烂摊子促使公共机构的私营化， 因为私营化需要外资的参与，国内资本市场也顺势搭上于90年代初兴起的全球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列车；亚洲金融危机改变货币当局对汇率波动的态度，往后不再执着于令吉兑美元汇率的伪稳定，也推动马币债券市场的发展；全球大衰退催化经贸及投资对象的多元化努力，带动美元独霸国际储备货币的深思。

还看今朝，疫情后的经济管理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疫情期间受创最微、转身最快的企业正好是提升数码装备最迅速的企业，所以是加快企业数码转型的脚步？也许吧。还是巩固针对人民的福利支出，优化其传导机制为上上策？也没错。 之所以经济没有崩溃，社会没有动荡，复苏没有受阻，一系列的经济纾困计划，本来就居功不少。

然在回顾及修订我写过的相关篇章当中，我察觉疫情管控仿若一记警钟，敲响我们应对未来尾事件（也就是不太可能会发生，一旦发生，后果极其严重的事件）的基本态度，那就是动态宏观经济管理的时间连贯性。

这套理论源自于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在1977年发表的一 篇经典文章，强调货币政策的时间连贯性对控制通货膨胀的关键性作用。此文为二人在2004年荣获经济学诺贝尔奖。

个中道理其实很简单。假设在通膨升高的压力下，央行表示将升息，但坚持货币政策是灵活的，并酌情决定 （discretion），经济一旦出现红色讯号，央行会马上U转降息。这看似合乎情理的政策声明却缺乏时间连贯性，注定是要以失败告终，因为市场会形成政策随时U转的预期，既然会U转，市场何须闻风起舞。结果，由市场决定的长期利息不会随着政策利息上调而升高，利息也就失去影响商业投资及消费的杠杆，无法压制通膨。

这也解释了为何全球央行都会设定通膨目标，也常在政策声明中表现一种不把通膨压平誓不罢休的态度，这就是一以贯之的政策承诺（commitment）。

从这个视角看疫情管控，行动限制就像是好意但善变的措施，而疫苗接种便像一诺千金的决策。管控令随着确诊病例 的起伏而时紧时松，结果管控令比疫情传播本身更伤经济。 相反的，一旦疫苗接种到位，哪怕疫情没少反复，每日仍有过千病例，经济依然逐步开放而不倒退。

未来肯定少不了疫情的另一轮爆发，也免不了气候变化和大国竞争所可能带来的产业断链及粮食供应短缺等尾事件，我们该如何以“不变”（的政策承诺）应万变（的不确定性）？

摘自《浮世解》黃錦榮博士著